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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们
《当代》的创刊人
  《当代》的顺利创刊及其发展,是有许多人为它付出了辛劳,其中特别需要提到的几位作家和编辑家,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和努力是我们不会忘记的。
  第一位是严文井。他是《当代》创刊的决策者和主持人。他最先接受孟伟哉等人办刊的建议,然后召集几位社领导共同讨论决定的。开始,严文井每期主持编前会,请孟伟哉和有关同志谈重点作品及文章的审读情况,听取大家意见,然后定下发稿篇目。在工作中,他一方面充分信任大家,放手让编辑们工作,另一方面,当编辑间发生分歧意见或遇到疑难问题时,他总是仔细倾听大家的想法,然后才拍板、决断。《当代》创刊号卷首刊发严文井一篇言论性文章:《文学,应该像生活那样丰富多彩》。这是那段时间他经常想的,也是对编辑们反复讲的,同时是对《当代》办刊的期待和希望。
  再一位是韦君宜。她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,除了全社的编辑业务及管理工作以外,她主要分管现当代文学图书编辑出版这一块。创办《当代》杂志,自然是她的工作范围和主要任务之一。她为创刊号写作了《发刊的几句话》,表明《当代》的办刊宗旨和具体设想,向作家和读者们呼吁,期待大家的帮助和支持。同时,她亲自带着编辑外出组稿,以支持办好《当代》为己任。
  第三位是孟伟哉。他是最早提出创办《当代》的倡议者和具体管理编辑工作的负责人。那时,他在各个编辑室跑来跑去,组织筹办《当代》的情景,至今还留在我们的脑海里。
  第四位应该说到秦兆阳。他担任《当代》主编时间最长,是《当代》成长发展的掌舵者和领航人。1979年底,严文井急性脑血栓,曾住友谊医院。1980年1月,秦兆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职编审而出任副总编辑兼《当代》主编的工作。1986年第4期杂志上公开署名主编秦兆阳、孟伟哉(孟于1981年1月为副总编辑, 1984年离任; 1985年12月被任命为社长, 1987年1月调离)。秦兆阳1987年4月离休,仍继续担任主编,直至1994年10月病逝。真可谓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!
  最近十五年,他在担任《当代》主编期间,提出了明确的办刊思想。他强调《当代》要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,突出时代性,现实性和群众性;强调刊物发表的作品要引导读者积极向上,要在刊物上体现正气、志气、朝气、勇气和锐气;强调要不断发现和支持有发展前途的文学新人,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作出贡献;强调《当代》要坚持走自己的路而不要跟着“风”跑。他兢兢业业、勤奋工作,领导同志们把《当代》办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学刊物,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良好的影响。
  秦兆阳在《当代》起步、发展到定型的关键时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,作出了巨大贡献,实在是功不可没的。
  当然,还需要提到的是:从1979年创刊开始到1997年,从一般编辑、编辑部主任直至担任副主编、主编职务,在《当代》辛勤工作十八年的朱盛昌;先后担任过主编的陈早春、何启治、刘玉山、高贤均,担任过副主编的胡德培、常振家、汪兆骞,编委刘茵、郭宝臣;曾在《当代》任职,后来调往外单位的龙世辉(曾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)、李景峰(曾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副总经理、副总编辑、大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)、章仲锷(曾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、《中国作家》常务副主编)、杨匡满(曾任《华声报》副总编辑、《中国作家》副主编)、贺嘉(曾任《民间文学》主编)、白舒荣(曾任《世界华文文学》杂志社社长、执行主编)、冯夏熊(曾任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、中国现代文学馆调研员);现任《当代》主编潘凯雄、副主编洪清波及其编委杨新岚、周昌义、谢欣等等,都为《当代》持续发展兢兢业业,竭尽绵力,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。(据胡德培《当代人的<当代>》,《出版史料》,2008年第2期)
《当代》的诞生
  1979年6月,《当代》诞生了!
  1978年夏季的一天,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的砖墙上,有人贴出一份油印刊物,刊名《今天》,据说是北岛等人的刊物。当时,北京还出现了《四五论坛》等等。看了《今天》的内容,孟伟哉感到作为国家出版社的人文社应当办一份刊物,而且气魄应该更大,他当时脑子里翻出“当代”二字。孟伟哉先后找韦君宜、严文井建议。后出版社党委委员们形成决议:办。党委决定后以社的名义书面报告出版局,此报告由孟伟哉起草、韦君宜改定以手抄稿报送。在这份报告上,拟提了两个刊名,一为《当代》,一为《当代文学》,第三天,出版局领导陈翰伯、王子野那里即先以电话通知韦君宜说同意,并赞成用《当代》这个刊名。
  孟伟哉请李景峰、叶冰如协助,积极策划创刊的编辑出版事宜。(据孟伟哉《<当代>,一个美好的记忆》,《当代》1999年第4期)
  韦君宜总编辑在创刊号上“发刊的几句话”,中宜明办刊动机和宗旨:春光明媚,百花吐艳,在一年中最好的这个季节,我们开始创办文学杂志《当代》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文苑,犹如严冬过后的春天,一派勃勃生机。但愿从今以后,在文艺的百花园中,永远不再重现北风凛冽的寒冬。两年半以来,全国的文艺刊物有如雨后春笋,复刊和新创者已达百余种。我们现在创办这个刊物,如果能做到锦上添花,那就如愿以偿了。我们是文学书籍出版社,收到的稿件越来越多,其中够水平的好作品可谓不少。但由于印装条件差,周期长,出书慢,远不能满足读者要求。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愿望,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,我们想办个刊物,把一些亟应出来而不能很快出来的好作品发表,为广大作家开辟发表作品的新园地。这就是我们想办刊物的最初一个动机。
  我们希望多发表新作家的新作品。
 
  创刊号编定后,印刷7万份一销而空。第2期,印了11万份,供不应求。第3期印了13万,每期递增,最高时达到55万。目前,《当代》仍然是纯文学刊物中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期刊之一。
  创刊号实际出版时间是1979年7月,因定为季刊,朱盛昌建议把时间标成6月。此建议被采纳。(据孟伟哉《<当代>,一个美好的记忆》,《当代》1999年第4期)
发刊的几句话
  春光明媚,百花吐艳,在一年中最好的这个季节,我们开始创办文学杂志《当代》。
  粉碎“四人帮”后的文苑,犹如严冬过后的春天,一派勃勃生机。但愿从今以后,在文艺的百花园中,永远不再重现北风凛冽的寒冬。
  两年半以来,全国的文艺刊物有如雨后春笋,复刊和新创者已达百余种。我们现在创办这个刊物,如果能做到锦上添花,那就如愿以偿了。
  我们是文学书籍出版社,收到的稿件越来越多,其中够水平的好作品可谓不少。但由于印装条件差,周期长,出书慢,远不能满足读者要求。哪个作家不愿自己的辛勤劳作早日问世?哪个读者不希望多读到一些新作品?因此,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愿望,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,我们想办个刊物,把一些亟应出来而不能很快出来的好作品发表,为广大的作家开辟发表作品的新园地。这就是我们想办刊物的最初一个动机。
  我们的国家这么大,人口这么多,文艺刊物再增加几种也不嫌多。读者的兴趣是广泛的,应当让大家有个选择余地。也许,人们关心我们这刊物究竟有什么特点,这是需要作出交代的。我们可以这么回答:
  第一,我们的刊物是大型的,每期有五十万字左右。篇幅大一点,好处是可以容纳中型以上的作品。
  第二,是综合的,举凡文学作品的各门类——小说、诗歌、戏剧、散文、小品、评论兼收并蓄,无所不容。但是我们将着重发表长篇小说,中篇小说和一部分戏剧文学。创作要发表,翻译作品也刊登,特别是当代国外的著名作品更要努力介绍,要让我们的读者通过艺术形象了解今日之世界。搞四个现代化,科学技术要积极引进,文学艺术也一样,外国的好东西应当借鉴。
  第三,我们希望多发表新作家的新作品。还在三十年代,鲁迅就大力提倡办文艺刊物要着重培养新作家,每期都要有新作家的名字出现,这才是文艺兴旺的现象。在我国实行四个现代化的这个伟大时代,文艺上执行百花齐放,培养新作家,扶植新作家,意义更加重大。不言而喻,培养新作家,扶植新作家,一点也不排斥老作家,我们同样非常欢迎老作家给我们撰稿。
我们这个刊物选稿的标准从宽不从严,特别要打破条条框框,如“四人帮”的什么“三突出”那一套,我们毫不讳言就是要与之针锋相对。希望题材多样化,主题思想也多样化。凡有积极意义,艺术技巧又有一定成就,各种风格的作品我们都采纳。文艺作品第一要求思想性,这是毫无疑义的,但决不能忽视艺术性,艺术作品总要求有艺术;标语口号式的作品,即使思想上站得住,而艺术上很差,那样的作品,我们一定不取。
  文学事业是党的事业,是人民的事业。当这个刊物同读者见面之时,春雷已经响过,盛夏已经到来。我们最诚恳地希望得到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支持,并热烈欢迎大家批评指导。
作家们纷纷祝贺《当代》二十华诞
1999年,《当代》迎来了她二十岁生日,作家们纷纷表示祝贺。现摘录部分贺词。
  陈忠实:《当代》在我从事写作的阶段性探索中成就了我。
周而复:二十年只是历史长河一瞬间。衡量一个时代、一个国家文学成就主要是长篇巨构。我祝贺《当代》在二十年辉煌成就的基础上,百尺竿头,更进一步,今后发表更好更多的长篇巨构,全面“繁荣和发展中国文学”。
  周大新:《当代》创刊的时候,我才刚刚开始发表作品。这些年来,她一直是我最喜欢阅读的刊物之一,我从她这儿获得了许多滋养,她也给过我宝贵的支持———先后发表过我两个中篇小说。在她诞生二十周年的时候,我特别想对她说一声谢谢。
  王蒙:二十余年,也是一番沧桑,文潮思潮商潮此起彼伏,风风雨雨,有时候也闹闹轰轰。这个叫苦,那个困惑,忽然哀鸣,时或大吼。处在这种状况下的《当代》,始终是有一定之规,它坚持现实主义,坚持关注社会,坚持为人生而艺术,它走出了自己一条严肃和切实的道路,不恐慌,不闹腾,也没有什么花点子。它经受了考验,它是当今国中最受欢迎而又有自己特色的文学刊物之一。
  刘心武:二十年了。忽然想到罗曼·罗兰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开篇的句子:江声浩荡。这不是比喻。听得很真切。一定的,《当代》将把跨世纪的浩荡江声,传递得更加清晰,更加激越。
  王火:二十年来,《当代》致力于文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,从不哗众取宠,空谈什么“主义”,空耍什么花枪;从不为了发行乱炒作品和作家;不花篇幅和时间去形式地进行多种文体试验;也不重视表面功夫、泡沫效应、猎奇或降低格调。它只是踏踏实实选精取萃,实事求是,为爱好文学的读者不断奉献出那些有生命力的、值得一读的、优秀扎实、有影响力的小说、报告文学……旗帜鲜明地坚持、发展现实主义,不问你是谁,只问你的作品质量好不好。于是,支持了老人,培植了新人,无门户之见,不排斥任何流派,老、中、青作家兼容并蓄。我很欣赏这一点,希望《当代》与中国文学同步,继续这样做。
  蒋子龙:创刊的时候,我就认为这个刊名起得好,举起当代的旗帜,就是重视现实,拥抱生活,与历史同步。祝愿《当代》永远忠于当代,无愧于当代。
  俞天白:衡量一份杂志或报纸成功与否,主要看它是否具有鲜明的个性。对一份文学杂志而言,鲜明的具有中国民族风格与时代风貌的个性,则尤为珍贵。从这个角度说,我认为《当代》是一份很有文学个性的杂志。这个性,正如她的刊名;这个性,正如她主办者人民文学出版社所特定的文化地位;而这个性,更与她创办者秦兆阳先生以及其后的几任主编———朱盛昌、陈早春、何启治等先生的文学追求、文化品位相吻合,通过他们并与她周围的一大群作者相吻合。
  赵德发:《当代》的特色是靠品位来支撑的。回想一下,20年来有多少精品力作在这里面世,120期刊物的总目录,简直就是半部中国新时期文学史!可以肯定地说,在这里发表的某些作品,以后是要进入中国文学史的。
 
  我们《当代》人,将继承老一辈的办刊宗旨,继续将《当代》办好!